又到了紐西蘭的父親節，孩子們可能因為忙，忘了我這個父親。但是我卻沒有忘記自己的父親。不僅僅是因為他把我帶到這個世界上來，而是他的人格與經歷令我難忘，既使他離開我已經十多二十年了，但是我不止一次在夢中與他相會，摟著他的肩膀共敘父子情。
1915年父親出生在北京王家，當時曾祖父已是京城有名的「槓王」，所經營的永利槓房生意興隆，先後承辦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的葬禮， 1916年袁世凱去世，曾祖父在這場隆重的葬禮中將自己的事業推到了巔峰，在東單買了一片房。 王家世代都在北京，家風推崇文武雙全。父親受爺爺的影響，自幼習武，好讀不倦。在耶魯博士費起鶴創辦的北京財務專科學校畢業後，又到上海的稅務專科學校接受海關訓練。記得父親常回憶起這段求學的經歷，他跟後來當上作家的韓素音學過英文，可以蒙眼一分鐘內打70個英文單詞。 父親在稅務專科學校唸的是外勤班，接受過準軍事化的訓練制度，包含武術、徒手制伏、槍械操作、駕駛與追捕技巧，性質與今日的特種部隊基礎訓練有相似之處。
他後來在國民政府海關當上了稽查長。薪酬以銀元（大洋）或關金（Customs Gold Unit）計算。月薪逾千，加上緝私提成獎金和各種津貼，收入頗豐。當時朱自清在大學當教授，每個月也只領幾百塊錢。 父親對我母親的花錢如流水毫不在意，一直慣著她。所以在我的記憶中，童年時候的生活是十分優渥的。 內戰禍啟，國民政府安排父親帶著家人，由美國第七艦隊的軍艦從秦皇島撤退到上海。父親回憶說當時的美國艦長還把自己的艦長室讓給我們一家居住。 一家在上海与外公外婆辭別後，就乘搭「盛京」輪到了香港，其時我剛滿周歲。父親在拱北關任稽查長，我們一家就住在了澳門。 那是一段戰火紛飛之外的寧靜而幸福的歲月，父親上班前用英國的「巴素」擦銅水把銅鈕扣、帽徽、腰帶扣擦得珵亮時，下班回來摟著我母親跳舞時，都唱著那首叫「當我們年輕的時候」的歌。當時他和我母親都是那麼的年輕、飽滿與快樂，真是歌如其人，人如其歌。 用今時廣東俚語來說，這便是父親的「飲歌」。 我未滿五歲時便隨父親回到了中國大陸。為甚麼回國，他至死未吐露半句，唯母親說是政府以「原職原薪，既往不咎」鄭重承諾誠邀他回國的。 回到拱北後，父親隨遇而安，照舊唱歌。只是換了另一首蘇俄歌曲「雄鷹」。我還記得其中幾句歌詞：「你從前是這樣，你現在還是這樣！草原的雄鷹啊你高高飛翔......」那時候我還小，聽不出弦外之音，是自許品格高潔，還是未曾向逆境屈服？！就不得而知了。 即便是如此革命的蘇聯老大哥的歌曲，父親也是唱了短短幾個月，某一日他去海關執勤後就沒有再回來。
從此聽不到父親「高高飛翔」的歌聲，只聽到母親暗暗啜泣的哭聲。 不知道等了多少年，父親終於回來了。但從此再也不唱歌了，每天只是起早上班，下班回家，沉默寡言， 低著頭想自己的心事。 他的工資大概只有以前的1%都不到，就這區區幾十塊，他自己也只留下理髮以及買一本「中國」英文雜誌的錢，其餘統統給我母親作為家用。 他最奢侈的享受，是下班後給我幾毛錢去幫他買橙花酒和南乳花生，一個人坐在書桌邊默默獨飲。然後在一個破臉盆裡泡腳，只有此時才看見他佈滿皺紋的臉上有了一種舒服的表情。 文革那一年他又消失了，也是上班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。這一次不單只是家中沒有歌聲，就連母親的哭聲也沒有了。因為不敢哭，最後連母親也給抓走了。家裡沒有人了，自然也就鴉雀無聲。 後來他倒是回來了，不過是讓人抬著進家門的。這次是徹底把他整垮了，精神與身體皆然。父親從此多病，可能是因為年輕習武體質底子好，還能撐著。 到了改革開放，父親臉上好像有了一些笑容，甚至開始哼上兩句歌。而我也離開了父親，開始漂泊天涯。其間又回去過幾次，只見他一次比一次見老，他不斷地提醒我在外要多加小心，不要亂寫東西亂說話。我每次都唯唯諾諾答應，但事後又忘記了父親的教誨。
我在外面幾十年，曾經跟父親保持長期的通信，他一直掛念著我在異國他鄉生活的種種，總是試圖勒住我這匹野馬桀驁不羈的韁繩。一邊以一種超然的筆調，講述自己晚年的生活與感受。對於自己墜落懸崖式的命運變遷，父親沒有埋怨過一個字。既不提當年勇、威水史，也不訴說受過多少寃屈苦難。 父子相隔萬里，離別多年，反而是我們交流最多最深刻的時間。我也更深的了解我的父親，對他的愛和敬重與日俱增。 在「油管」裡的音樂視頻中，常常與「當我們年輕的時候」這首歌不期而遇。父親的飲歌喚起許多一去不返的美好記憶。 在奧克蘭的超市的貨架上，居然還能見到「巴素擦銅水」，雖然瓶子已經改成是塑料的，但是我拿起來還能聞到一股久違而熟悉的阿摩尼亞味道。有時我會怔怔著這些瓶子，想起我的父親，想起在夢境中擁抱他的那種幸福與滿足，想起永遠失去他的遺憾与痛苦。 真的很想讓父親知道，他可以放心了，因為他的兒子沒有辜負他，如今生活充滿喜樂與希望。 |
